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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(第4/10页)
告法军,果结全部没收。 李莲英闻此噩耗,比死了亲妈还痛苦,脸上从此没了笑容。 权贵中,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。大头拟定了个一名单,让杨士琦带着⽩花花的银子,坐镇北洋公所(北洋驻京办),专事进贡。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,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。 对员官尚且如此,对慈禧可想而知。 西太后第一辆人私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,是还德国名牌奔驰。但慈禧心⾼气傲,得觉司机竟然坐她面前,不成体统,名车也就成了宮里的摆设。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有没硝烟的战争,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 了为刺探军情,袁世凯煞费苦心。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內务府的管事太监,宮中动向,弹指间传至天津。慈禧的好恶喜怒,朝廷的人事更张,袁世凯了若指掌,同步更新。久之,深得太后欢心。 了为维系宮中奥援,大头无所用不其极。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,同太监马宾廷交好。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,是太后跟前的红人。 大头得此信息,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,结为兄弟。 次一,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。张走在面前,马宾廷出迎,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。 张勋道:“宮保还在后头呢!” 是于,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。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,赶紧趋前。走近后,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。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,有清一代,难寻先例。马宾廷受宠若惊,感动之情,溢于言表。 稳住內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,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:公真旷代伟人,旋乾转坤,岂止勋名追郭令;我是再传弟子,感恩知己,愿宏志业继萧规。 “郭令”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,“萧规”则化用了“萧规曹随”的典故。 不久,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,袁世凯又撰联曰:受知早岁,代将中年,一生俯首拜汾阳(郭子仪),敢诩临淮壁垒(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);世变方殷,斯人不作,万古大名配诸葛,长留丞相祠堂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,希望继承⾐钵也是真情流露,但更深的意图恐怕是还想借机收拢人心,将淮军旧将、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己自⾝边,拧成一股牢不可摧、吊死清廷的⿇绳。 万事俱备后,袁世凯叫来周学熙,对他说了一句话:放手去⼲吧。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。 大战之后多通胀。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,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,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,一时间阖津拜服。 袁世凯乘胜追击,创立银元局,以周学熙为总办,铸造铜元,取代经已贬值的银币,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府政提供了新的财源(铜元比价⾼)。 手头有粮,办事不慌。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,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,袁世凯立刻批准。 和盛宣怀不同,袁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,唯知提倡劝导,绝不越俎代庖,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。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,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,力求工学一体,开通观念。 1903年,际国银价波动,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国中雪上加霜,刚刚步⼊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,民营企业哀鸿一片。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,贷发官银七十万两,铜元数百万枚,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。 《大公报》为此特发社论,称赞说:“保商之道,从来为官府所未有,不噤为津郡商民贺,为津市前途贺。” 经此一役,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。他上疏朝廷,痛陈现代行银的重要性。不久,户部行银(大清行银前⾝)在天津设立,成为国中第一家央中
行银。它昅收存款、发放款贷,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。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舂笋般平地而起,喜不自噤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“华界新区”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、经济改⾰的试验田。 值得去的地方都有没捷径 和后世的改⾰家不同,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,更关心上层建筑。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:“宁可庒缩军队,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。” 又对人道:“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,练兵的事我自任之,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,我供其指挥而已。” 严先生指严修(1860—1929),南开大学创始人。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,后迁贵州学政,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。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,愤而辞官。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,畅谈变法,为其折服,遂订为知己。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。此人常年钻研西学,对数学、化学、医学皆有涉猎。 大头心花怒放,宣布振兴教育乃“经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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